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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与家庭失控的地方，青春成为一场关于性、叛逆和金钱的秀。在不同社会角色的人们心目中，不良少女的含义是不同的。警察认为她们影响了社会治安；社会学家与青少年研究者认为她们是极少数，更多的少女是美好的；医生认为她们是需要帮助的病人;而更多的人们认为她们是另类，是难以挽救的异端。谁来保护她们，谁可以告诉她们，她们经历已经远远超越了她们实际上能够承受的
警察与少女
“她们都很狡猾”，北京朝阳区警长刘涛(化名)以此形容卖淫少女。每隔三天他会值一次夜班，而那些站街女也总是老面孔，只有严打得厉害时才换另外一个城市。“每个‘鸡头’都有自己的领地，手里控制几名‘小姐’;‘鸡头’基本上是‘小姐’的亲戚，最多的关系是‘男朋友’，至少也是同村的老乡。”据刘涛讲，他抓的‘小姐’什么岁数都有，十几岁到四十多岁，嫖资为150～200元左右。
“我们抓的卖淫女一般分两种:有场所的(洗浴、酒吧、舞厅)和站街的，有固定场所的还腼腆些，站街的都是主动拉客，有时候为争夺地盘‘鸡头’间还会打架。这部分站街女很多都是未成年少女，不少已经入行好几年了;但起初你是很难发觉实际年龄的。”刘涛说。刘抓到最年轻的只有14岁，“我们不相信，到他的老家黑龙江大庆核实，查户口本。(她)身材非常丰满，跟你说皮肉交易、犯案过程一点都不脸红，只有装傻没有难于启齿的情况。”但刘也承认她们有天真的一面，交代自己的问题都比较坦白，比较好审。但一说到“鸡头”马上就开始“狡猾”了，兜圈子，有时硬是一个字不说。
“少女卖淫基本都是为了钱，但也有‘性大’的。”在刘警官面前，少女的性问题并非单纯的卖淫可以概括。一天晚上刘和同事到立交桥下蹲点，遇到两名主动上来搭讪的少女，“肯定不是鸡，是女中学生，我一眼就看得出来。她们跟我‘贫嘴’，那意思就是想上床”。刘警官在几天前还接到一起报案:一户居民说自己家钱丢了，并怀疑是自己的女儿和其男友偷的，“那个女孩儿16岁，刚上高中住校。我问她母亲，为什么不让她回家住好管一点，她说，女儿跟她谈条件，回家住也可以，得把男朋友带回来一起住。在他们宿舍男女朋友都睡在一起，平时就拉一道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性生理专家一再希望记者不要做关于涉色情业少女的报道，“负面影响太大，你们写出来，卖淫可以赚多少多少钱，睡一晚上可以挣上百，这么‘轻松’，就会有更多的女孩加入这个队伍。说到底，我认为妓女还是一个职业，并且卖淫是一个暴利行业。妓女的低龄化也并不新鲜。很多男人都希望自己的性对象年龄小，甚至还有处女情结，这属于人们性心理中本能的占有欲，变态与不变态的界限本身就很模糊”。
在我们采访到的两起集团性的少女卖淫案中，最棘手的莫过于法律界定。她们由以往的原告变成了今天的被告，未成年人法律专家佟丽华说:“旧刑法对此类案件往往以诱奸幼女定处，惩罚的是伤害她们的嫖客。如果以强奸罪论，通常要判3年以上，而且幼女还要从重，新刑法将他们的罪名修改为嫖宿幼女，判5年以上。而女孩本身则以组织卖淫论处。”
“除了将她们送入收容教养所，基本上没有别的途径来解决对她们的法律惩罚。”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上海社会调查中心主任杨雄说，“我不太主张把她们关到少管所去，因为那里聚集了一群有这样那样偏差的少女，她们正好在一起交流与互相学习更多的罪错方式，我们把这也称为‘交叉感染’。”他还介绍一种更新颖的方式，就是在社会上吸收一些志愿者夫妇，他们出面收留这些问题少女，这种方式源于日本，它的最大好处是不把这些女孩与社会隔离起来。
提前完成的成熟指标
杨雄历时十年，做了一份详尽的《1989～1999中国城市中学生性意识与性行为比较研究报告》，选取了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五城市3000多学生的调查样本。
报告显示，青春与性在十年中以加速度提前，比如，1989年的调查表明，当时少年的初次手淫平均年龄为14.49岁，少女为14.31岁，十年后，这个指标下降为12.64岁和10.72岁，分别提前了1.85岁和3.59岁。相似的指标前倾还有首次性冲动与性梦幻。而且少年与少女之间的性发育差距走向了扩大，1989年，男女生性生理成熟的差距仅为1.05岁，十年后则扩大到了1.31岁。
“中国目前18岁以前的人群有3亿多，其中处于青春期的有8000万到1亿人，这是可控性很弱的人群。”杨雄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同时，也必须追查那些出现性偏差少女本身的体质与病理原因，我们曾与瑞金医院合作在上海市少女教管所对100多个性偏差少女做过一次调查，发现她们多数人睾酮素激素偏高。”所以，很难说她们从事性行业纯粹是出于好奇心或者物质欲望，他希望社会给予她们更多帮助，仍旧能像对待一些孩子或者弱小者那样帮助她们。
“但这并不意味着十年后的青少年性行为更加活跃，因为以往的性压抑导致了某种程度的反弹。”杨雄强调，“在发达国家，性的问题反倒趋向于保守，特别是男性，美国人正在流行一种新时尚，即女学生在‘贞操运动’中签名，性保守主义反倒被认为是性感象征。”警长刘涛也一再地要求记者指出，在他辖区内的强奸案件已经下降到近乎零，最近一个案例发生在一对怨偶当中，以往陌生人中的性暴力已经差不多消失了。
用性解决教育失败境况
在杨雄的研究中，性偏差少女群体基本上集中在普通中学、职业高中、中专乃至一些农村失学少女中，她们下课后没别的消磨时间的方式，而性与伴随着性的物质快乐唾手可得。而家庭经济条件与家庭状况也极大地影响着她们的价值观，在上海某些学校中，二奶的孩子、问题家庭、单亲家庭子女，在有的学校达到了10%以上。在下岗工人集中的闸北区，以及一些外来人口集中的区域，街头就常有那些少女的身影。“闲来无事就养孩子。”他不无心酸地替她们说，并举出一个让人惊讶的数字，外来人口生育人口目前已占上海总生育量的约1/2。
“性教育严重滞后，性场所多，大众传媒充满性诱惑，再加上学业失败，基本上是导致这些少女性罪错的主要原因。”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认为，“目前的选择教育中容易淘汰那些学业失败者，她们在前途无望又缺乏职业技能的时候，自然会选择一种低成本高回报的职业，而最唾手可得的无疑就是从事性产业。”
英国性学家爱德华·卡本特把儿童的性错失在某种程度上归罪于学校，他说:“现代的文明学校用一扇铁门把两性的事情完全封闭起来了。门边是沉默，一种严酷的沉默。”神秘感也是导致少女走向性罪错的不归路的重要原因，北京妇女保健所所长、妇女保健专家丁辉在日本参观当地的少女保健中心时，当地的老师正在给10到12岁的女孩在课堂上演示卵子、精子形状以及分娩过程。在瑞典，相同的少年保健中心，少女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交流比如避孕、性经验等各种问题。青少年研究专家孙云晓在提及这些问题时认为，把性教育提前到小学是可能的，而且不仅仅是学校的任务，还应该把它引入家庭中，比如给孩子看一些画册。在台湾图书市场上，就有针对5到9岁孩子的性知识画册。目前，有些大胆的父母甚至采取与五六岁孩子一同裸浴，孙云晓认为:“讲生殖器应该跟讲一个杯子差不多。”
人们常常以为教给孩子性是大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澳大利亚正推行的同伴教育却主张由孩子教给孩子性。高源正是中澳青少年同伴教育项目的主持人，他的工作方式是在少年人中寻找一些志愿者，集中培训后，再由他们返回他们的伙伴中传播科学正确的性知识，比如如何使用安全套，以及如何应对最初的性慌乱与困难。在丁辉的“少女课堂”上，有些女孩子甚至不知道卫生棉应该怎么用，用什么样的，什么时候不可以有性生活，丁辉认为:“性在青少年中是必然要发生的，我们能够做的仅仅是发生时要提供帮助，不应该阻碍他们亲昵。”(记者/巫昂)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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