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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扩招,打开中国教育新篇章

   1999年的大学扩招,堪称中国教育史上一件大事。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高中毕业生千军万马挤上高考独木桥;竞争激烈带来沉重的学业负担,人们从批评片面追求升学率到抨击应试教育……在此背景之下,大学扩招被看成一剂良方,中国教育新的一页被打开了。

  8年,大学新生从扩招前的108万人,激升至今年的567万人。回看历史,记者对话前国家教育部学生司司长、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听这位大学扩招的操刀人的独特评说。

  瞿振元:

  大学扩招,不是教育部决策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集体讨论决策的

  扩招对于提高劳动大军的素质,有无可估量的贡献

  决策动机:打开教育瓶颈

  记者:并轨收费改革一完成,马上进行高考扩招。当时是怎么决策的?

  瞿振元:

  扩招其实不是部门行为,不是教育部决策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集体讨论决策的。我记得是在1999年,当时召开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次全教会,在会议筹备过程中,党中央决定扩招。

  记者:当时您是学生司司长?

  瞿振元:

  对,王炽昌搞完“并轨”后就离任了,我接着上任搞扩招。学生司的基本工作,一个是招生,一个是就业。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个决策执行好,平稳地做好工作。

  记者:决策扩招的动机?

  瞿振元:

  传说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亚洲金融风暴过后,为了扩大内需,国家的经济管理部门提议把大学扩招作为扩大内需的举措之一,等等。其实,党中央、教育部都不把大学扩招简单理解为解决经济驱动力。因为高考教育是整个教育发展当中的一个瓶颈,是规模偏小的一部分,当年我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才进入5%左右,我们经常说上大学是“百里挑一”的事情,这样一种规模跟社会和经济发展速度是不相适应的。说实在话,作为法律的语言,应更少地使用“积极”这些态度性的语言,但是当时我们的有关法律里面都用“积极发展高等教育”这样的说法,说明发展高等教育是普遍共识。

  记者:有一种说法,当时已经将批评片面追求升学率,升格为批评应试教育,教育部希望通过扩大招生规模,解决由于高等教育资源稀缺而带来的中学阶段竞争激烈的问题?

  瞿振元:

  这个角度也是对的。1999年开全教会时,也提出是不是从出口的地方松一些,不要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把这个桥做大一点,还要建立交桥,打通多种交通渠道,多途径升学,建立终生教育体系,以减轻升学压力。就是说从教育内部各个层次规模、从社会需求、从国家发展、从实施素质教育这四个角度看,都需要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可以说扩招是必然的事情。

  当年决策当年扩招,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记者:1999年做决策,很短时间就执行了。这种情况就像决策七七级恢复高考一样,时间是比较短的。

  瞿振元:

  决策后,对于我们操作部门来说,也议论过是1999年做还是2000年做?中央确定,当年就扩招。你想想,五六月份确定扩招,7月份就考试,9月份就入学,留给工作的时间是很紧张的。当时全教会上,朱镕基总理说“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讲得非常恰当。我当时开了一个玩笑,我说食堂24小时开,问题不大,最大的问题是住宿,总不能一个宿舍倒着轮班住吧,一些领导就笑了。当时准备工作很仓促,但扩招工作有条不紊,保证了当年顺利录取,入学。

  记者:我印象中有的地方连出租屋都被包租,作为学生公寓。

  瞿振元:

  当时好多设施老化、宿舍陈旧,学校压力很大,大家想了很多办法。事实上,扩招是一个推力,带动了大学很多问题的解决。扩招后8年来,包括住宿、吃饭、运动场地、科研条件……多方力量投入,使高等教育资源大大膨胀,这是好事。但是,也有人批评很激烈,他们经常引用梅贻琦先生的话说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梅先生的话当然是对的,是经典之语。但也要看到梅先生讲话的语境。其实当时的清华大学经费充足,“大楼”问题已经解决,薪俸也高,更凸显大师的稀缺。“大楼”和“大师”之间也有辩证关系。你能够说,如果今天没有大楼,对大师有吸引力吗?你看这几年我们有了一定物质条件以后,吸引海外优秀人才,招聘“大师”就有了现实的可能。

  记者:今年有这样一种情况,比如说有一些大学,像吉林大学,包括很多高校,贷了很多钱搞建设,于是有一个名词出现了,叫作“高校破产”。这个跟扩招有关系吗?

  瞿振元:

  由于高校扩招带来的教育设施的增量,是在政府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形成的,总的来说形成了国有优质资源,绝非是奢侈品。追求大而全,那是个别的。稍微有良心的都可以看到,大学的那些大楼在那里,是教学、科研的必要的现实条件,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至于如何合理地消化矛盾,减轻高校负担,可以坐下来好好论证。

  扩招与大学生就业难,有必然联系吗?

  记者:您认为扩招有没有带来什么问题?

  瞿振元:

  我印象挺深的是,当时连中央领导同志都看到了这个问题,就是除了担心物质条件不够以外,还忧虑将来学生的就业问题。过去读大学,不止是就业,是当官,做国家干部,吃皇粮,这就是计划体制。而且中国人还有这样的观念,文盲不就业可以接受,高中生不就业已经不舒服了,大学生不就业就一定会成为一个问题,况且我们是缴费上学。因此,扩招时是考虑到了就业问题的,你们如果去查当时的讲话,都预见到了。决策扩招,这不是一个不负责任、不计后果的东西,是有考虑的。

  记者:现在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确实出现了,似乎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瞿振元:

  思考这个问题得换一个角度。不是说扩招了才有这些人的就业问题,他们早已出生了,等着就业呢。摆在高中毕业生面前的问题是,马上就业,还是上了大学再就业?他们的就业问题不是扩招带来的。扩招使大学起到了就业蓄水池的作用,延缓了一批人的就业时间,而且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使他们能更好地去就业,应该是这个关系吧。我们现在一年大学毕业生500万,主要在城镇就业,而新增的城镇就业岗位是1000万左右,这就意味着新增的城镇就业人口当中,一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说明扩招对于我们劳动大军的素质,有无可估量的贡献。

  记者:您在这里谈到了劳动大军,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读了大学,不应该进入体力劳动的阵营。

  瞿振元:

  大学扩招实际上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从不到10%的毛入学率,一下过了15%,后来又过了20%,现在是23%。我们从精英化高等教育到大众化高等教育,才用了五六年时间,西方国家一般要用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二三十年,人都换了一两代了,“观念问题”消化起来就会比较容易,比如说有人拿了文凭还去开货车,不会被认为是个问题。现在我们只有五六年时间,都是同一代人,观念不适应很正常,我们大家要一起去经历转变中的痛苦。

  扩招降低了大学文凭的含金量?

  记者:扩招也面临一种指责,就是文凭含金量降低了。

  瞿振元:

  扩招前的招生人数108万,现在招生567万,我可以有把握地说,这567万学生中的前108万,仍然是最优秀的,不会比过去逊色。那我还有459万,这部分过去只能受高中教育,现在受到了高等教育,你说,扩招是不是总体上对人才的贡献多了?当然这459万是不是一定要在质量上跟那108万比呢?本来这些人过去连上大学的机会都没有,现在得到了这个资格,而且完成了高等教育的基本学习任务,你说好还是不好呵?

  扩招到多大规模才算是适度的?

  记者:大学扩招,扩到怎样的度最适合?现在有的地方不到两个人就录取一个了。

  瞿振元:

  北京可能更高一点,录取率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上海也是。农村相对低一点,也跟过去不能比了。什么度才合适?这个度不能完全由人去算,这是一种社会的选择,应该跟社会分工体系相联系、相适应。因此,这个“度”是动态的,而不是固定的。但是得承认,教育的发展要比现实的需求适度领先,要能够预见到今后的发展,应有适当的人才储备,但也不能储备太多,这就是“适合的教育”。不要因袭“唯有读书高”,制造“人人都要上大学、只有上大学才有出路”的舆论,而要鼓励终生学习,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使每个人受到“适合的教育”,在各个“行当”上发挥每个人的潜能。

(责任编辑:crliu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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