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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记者 李杨 王文韬）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生活着一个成分驳杂、来去无律的群体。他们没有北大学籍，也没有宿舍床位，但他们和北大学生一样，在食堂用餐，在体育场打球，在教室听课，在礼堂听讲座，和北大老师交流思想、讨论问题。这群象牙塔外的求学者自称“北大边缘人”。
为了“蛹蜕变成蝶”的喜悦
１９９６年３月，隆隆的列车载着柳哲和数十公斤研究资料北上。这个来自浙江金华的农民的儿子，从此开始了在北京大学的游学历程。
“中学时代我读了著名作家曹聚仁的自转《我与我的世界》，”柳哲向记者诉说着自己的心路历程，“这本书影响了我十多年的人生。”
高中毕业后，柳哲在家乡浦江图书馆的曹聚仁资料馆工作。尽管对研究工作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他越来越感到自己功底太薄、眼界太窄、所能搜集到的资料也非常有限。于是，柳哲决心到北大进修。
柳哲多年来在北大旁听，自认为从中学得一鳞半爪的治学路径。“我利用这‘偷’来的功夫继续多年的曹聚仁研究，居然事半功倍。”柳哲告诉记者，他已经发表了数十篇曹聚仁研究文章。
北大到底有多少边缘人，没人说得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像柳哲一样为理想而来北大进修的人很多。
１９９４年，周鸿陵从河北省邢台的一家农业银行停薪留职。“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我就开始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周鸿陵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北大发起的，因此我到北大寻找中国社会实现民主化的道路。”
周鸿陵向记者慷慨陈词道，他们试图探讨并回答中国社会改革的目标和路径，经过长时间大范围的考察和思想碰撞，提出了公民主义理论体系，即从臣民到公民，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从臣民国家到公民国家。
周鸿陵和同事们于去年１月成立了北京新民教育研究中心，并把理论运用于实践。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７日，他们组织了北京第一个社区居委会――东城区九道弯的直选。有学者专家评价，这是中国真正的民主事业。新华社为此向海内外播发了消息。
边云山是来自黑龙江省的一名医生。“我酷爱文学，对医院的工作已经完全麻木了，于是破釜沉舟到北大中文系旁听。”边云山说，目前他已发表了４部长篇小说，虽然没有引起较大反响，但仍兴致不减。他把最近刚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反腐败题材小说《无法诉说》送给记者，还说，“虽然现在的生活比以前艰苦、动荡，但仍然认为到北大搞文学创作是明智之举。”
不能与外人道的艰辛
记者为他们所吸引，倾听了他们混合着理想主义与青春气息的“故事”，也为他们求学意志之顽强，与命运抗争的执着，面对生活艰辛的坦然深深打动。
柳哲说，压力最大的是经济问题，在京城真是“居不易”！刚来北大时，他住在“静心斋”。所谓“静心斋”，其实就是校园里一间废弃不用的小房，不通暖气不通电，最冷的时候墨水都冻住了。他１９９６年９月搬进去，次年１月被校方发现而离开。
有一年夏天，柳哲从一个民工处得知，拆房子整理砖头一块能挣３角钱，就去干了一天，手指都被磨出了血。“看来是不得要领。”柳哲似乎并未觉得谋生的艰辛令他不快。
研究工作逐渐有了起色，他在一位教授的推荐下开始在北大出版社兼职，生活逐渐好转。目前他在北京成了家，还喜得一个千金。柳哲向记者幸福地描述着孩子刚出生后的情景和心情：“当躺在车上的妻子从产房被缓缓推出的时候，我急切地走过去，看到妻子头发蓬乱，脸色有些苍白，婴儿躺在妻子的怀里。就在我们眼光交接的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孩子是我灵魂的清洁剂，是我生命的原动力，是我创作的灵感源。”多年来在北大游学的艰辛似乎一下子荡然无存了。
周鸿陵现在已是旗下有着数十名员工的北京新民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可是“刚到北大时我没有收入，没有住处，是以拣破烂为生啊！”目前正在给他“打工”的北大毕业生吕海民向记者证实，“你别不信，是真的。”
“梁漱溟、沈从文、丁玲、金克木等都曾有过北大边缘人的经历，而且他们的求学之路也都是相当艰辛的。”接受记者采访的北大边缘人似乎都熟知历史上这些佼佼者，而对眼下生活上的困难也都不屑一顾。
“偷听生”成为北大一道风景
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是较早关注这一群体、这一现象的学者。他说，北大自建校以来就有着自由听课的传统：默许外系、外校乃至外地的学生未经注册而进入教室。只要教室里有多余的位子，而你又不影响正常的课堂教学，周围的人即使明知你是“偷听生”，也不会横加干涉。这已成为北大校园里最为引人注目的风景。
记者发现，几乎所有回忆老北大教学特征的文章，都会提及声名显赫的“偷听生”，而且都取正面肯定的态度。陈平原说：“‘偷听生’对于北大的感激之情，很可能远在正科生之上。尽管历年北大纪念册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在传播北大精神、扩展红楼声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陈平原介绍说，北大百年校史中，“偷听生”最为活跃的时期有两个：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以来。中间几十年，因战争炮火或政治运动，众人谋生不易，无暇旁顾。
令记者更为感兴趣的是，北大边缘人再度活跃起来的更深层次原因。北大社会学系林彬教授认为，北大边缘人的兴起是文化层面的原因，因为北大有浓厚的文化氛围、圣洁的学术殿堂、深厚的人文底蕴。而这一群体在８０年代以后再度活跃，与逐渐淡化的户籍制度和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
林彬还分析说，中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中期，即传统工业与科技相结合的阶段。这个阶段，在科技和经济领域中，很快形成了一个非主流创业者纳入主流的价值发现机制和培养环境。但这一现象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文史哲领域则相对滞后，市场、政策对他们的关注度较低，这一文化边缘群体目前还缺乏步入主流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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